读张耀杰的新著《曹禺：戏里戏外》，能强烈感受到，张先生对曹禺的评价是复杂的。在戏里，一方面，承认曹禺的文学天才，承认其剧作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，如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原野》，均为中国戏剧文学的巅峰之作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；另一方面，条分缕析地为曹禺剧作总结出一整套创作密码，即阴间地狱之黑暗加男女情爱之追求以及男权家庭之反叛等等，指出了他的不足。而在戏外，一方面同情曹禺的遭遇，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，秀才遇到兵，曹禺的艺术生命已经接近死亡，这是因为，当时政治对文学的高压控制是全方位的，“改造思想”对艺术创作的戕害是致命的；另一方面，又从一个新的方向对曹禺展开了批评，指出曹禺局限于神道设教、替天行道的天谴呼吁，因而未能达成“意思自治、契约平等”的现代文明自觉。
　　曹禺完成其最优秀的作品《雷雨》时只有二十三岁。其天才的突出表现，在于设计戏剧冲突的能力。用短短的四幕或五幕话剧，叙述一个完整

 

历史的根柢是“人”，是人的历史，每一个人及其群体的历史。最根本的群体是民族、国家及一时执掌国家权柄的政府。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“人”的生存状态史、活动史、命运史，其中包括人的心性、心理、人情、人心及人性的历史，即民族性的特质及其演化的历史。
　　历史与历史的书写迄今为止远不是同一的。“人”生命的个体性及其生存的群体性造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产生一系列纠缠纷扰的社会问题。“人”在实际生活中的种种分裂，造成历史书写的种种不同的性质，结果连历史的真相———真实迄今成为谜团。有怎样的历史观就有怎样的历史书写。帝王将相史观写的是帝王将相史，英雄史观写的是英雄史。尽管“人”的史观已然产生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可观的整本的“人史”。
　　“江山易改禀性难移”。历史之所以是有当代的意味，“禀性”是一个根本原因。“发思古之幽情，往往为了

——读王刚长篇小说《关关雎鸠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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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。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，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，青蛙上街很正常。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，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。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，才明白是地震。

   大楼摇晃、灯杆倾斜、天边发出异光，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，像末日降临。我拼命冲下楼，地面像煮沸了一样抖动，地面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，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……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，北川已封路了，血浆都不够用了。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，纠结处热情最为猛烈，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，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。我在头晚到处张罗捐款后，次日清晨与唐建光、郑褚进到北川。

   可是，我在北川一中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，而几十年前修